法律与良心

在柏林墙推倒的前两年，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，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希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。在墙倒后对他的审判中，他的律师辩称，他仅仅是施行命令的人，基本没有挑选的权利，罪不在己。而法官则指出：“作为警察，不施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，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。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此时此刻，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，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。这个世界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心。当法律和良心抵触之时，良心是最高的行动原则，而不是法律。尊崇性命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绳。

短评：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——在那个万不得已的局势下，打，但应当故意打不准——不把人家打死，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这也是最高境界的良心。任何人都不能以“听从命令”为借口，去跨越道德伦理的底线。这就是“一厘米主权”的道德义务，否则就必需承担罪责。

法律与成本

一位校友在德国留学期间，在一家图书馆，钱包被扒手窃走，包里有20欧元。他不准备报警，可是图书馆的保安却报了警，不到5分钟，一位女警察赶到现场，问了情况，便请他做笔录，女警察说：“图书馆的自动安全系统已经录下了小偷的尊容，警察局今天就可以将小偷的照片张贴到全区各个警察局。如果乃找不到小偷，我们会把录像带送电视台反复播放，直到破案为止。

“我看算了，只有20欧元，不必兴师动众。即使抓到了小偷，所花费的代价也太大了。”他对女警察说。

“不!我们是警察，不是商人，只有商人才讲值不值，而法律的尊严不能用金钱衡量。小偷触犯了法律，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。”女警察严厉地说。

结果，当电视台播出小偷偷钱录像的第二天，小偷就落网了。

短评：不计法律成本的国家和地区，付出的成本反而小，而报案难或不愿报案的国家或地区，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

法律人的眼界

相传春秋时期，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，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，那么回到鲁国后，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。这条法律执行了很多年，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，因此得以重返故国。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，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，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，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，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，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。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，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。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。 

　孔子说：“万事，不过义、利二字而已，鲁国原先的法律，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‘义’字，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、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、去把同胞带回国，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。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。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，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，长此以往，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。”孔子还说：“子贡的所作所为，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，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‘义’的要求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，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，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，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。圣人说，子贡此举是把 ‘义’和‘利’对立起来了，所以不但不是善事，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。” 

自子贡之后，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。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，而且如果他们求国家给一点点补偿的话反而被人唾骂。很多鲁国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。 

短评：法律职业者是否应该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有谋全局、谋万世的意识呢!

文字/图片：网络 编辑：罗莎 审稿：曹添